新闻界反右派斗争中的王芸生

1957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转折之年，也是灾难之年。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一大批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受到错误批判，被诬为反党分子，错划成右派，蒙受不白之源，有的甚至屈辱而死。《大公报》在这场风潮中同样遭受了严重冲击，该报编辑部、经理部的右派分子达二十余人，占该报编辑、经理两部人员的十分之一强。加上徐铸成、彭子冈、徐盈、曾敏之、萧干、戴文葆等前《大公报》人，出自旧《大公报》的新闻人在这一年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时任大公报社社长的王芸生却涉险过关，这多多少少让人感觉有些意外。现有文献多强调毛泽东的保护才使得王芸生躲过一劫，本文试图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从王芸生的自身言行出发，探讨他之所以幸免于难的原因。

1 王芸生的鸣和放

为落实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精神，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通知》，要求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亲自重新拟定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撰写按语表示“赞成这篇文章”。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号召人们要敢于自由发表意见，能够自由展开讨论，也就是鼓励鸣放。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5月16日至1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在北京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动员新闻工作者充分鸣放。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山西、河北、江苏等地新闻界代表共20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5月17日和19日《人民日报》对会议情况进行了报道，其中5月17日的标题为《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5月19日的标题为《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结束提出许多新闻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尽管《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没有提及王芸生，但根据新发现的材料，王芸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做了发言，也就是说他在整风运动的“引蛇出洞”阶段是有所鸣放的。

然而王芝琛在《一代报人王芸生》中却认为，王芸生在整风运动开始阶段正在参加文化部的学习，未能参加各种鸣放座谈会，因此心里虽然有话想说，却苦于没有机会：

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时，人们俗称“引蛇出洞”阶段，王芸生正在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哲学班的学习（当时《大公报》由文化部领导）。这个哲学班纪律很严，不允许随便请假。中央召开的几次民主人士的“大鸣大放”座谈会，他都未能参加。热情的王芸生十分想帮助党整风和向党说说心里话，但始终没有机会。[1]

王芝琛说王芸生没有参加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鸣放座谈会，并不等于他没有参加其他的此类座谈会。确实在《人民日报》关于新闻工作座谈会的两篇报道中没有出现王芸生的名字，但笔者通过读秀学术搜索意外地获得了王芸生的会议发言稿。他在发言一开头讲到：

东风已经起来了，春水已经皱了。很显然，新闻工作者富有敏感性，也要皱一皱。

人人说我是老记者，但学得很不够，近来在学哲学，这个座谈会开了，很想来，但是昨天有辅导报告不能来，听说会开得很好，看到今天的报纸，才知道会里的内容。[2]

王芸生的发言稿与王芝琛的记叙有相合之处，也有不那么一致的地方。王芸生说他在学哲学，且前一天有辅导报告，似乎印证了王芝琛关于王芸生当时正在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哲学班的说法。但王芸生既然能够出席新闻工作座谈会，说明哲学班的纪律还没有严格到不容许请假的地步。另外，从“昨天不能来”、“看到今天的报纸”等语句中，我们可以知道，王芸生参加会议是在5月17日。那么他在会上到了说了些什么呢？

王芸生在发言中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宣传报道的片面性问题，主要表现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等等。王芸生认为：我们报上报道的光明，报道的成绩是肯定的，是真实的，但是关于好事形成的过程报道得很少；而且，肯定说缺点是有的，只是多少大小的问题，读者也相信光明面是真的，但有否黑点呢？肯定是有的。他说，喜当然应该报，成绩也是肯定的，但就没有缺点了吗？西施的脸上难道真的连一点点黑点也没有？王芸生问会议组织者安岗：你是报道鞍钢的专家，鞍钢出的重轨就有废品，运出去几千里再退货，造成很大损失，为什么看不见报纸批评呢？[3]王芸生指出，新闻工作者已经习惯了那种只报成绩、不报缺点的作法，因为有人认为这样不会“犯错误”。联系他刚刚学到的哲学，王芸生援引毛泽东关于观察问题处理工作切忌片面性的观点，认为“报喜不报忧”是报纸这个思想工具本身都犯了片面性的错误。

王芸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报社目前劳动生产率太低。他说，许多记者不记，编辑不编，工资照拿，真是记者不记、见怪不怪，编辑不编、司空见惯。“这要回顾过去的老报纸，过去作为一个老记者，如一天不记，他进了报馆就抬不起头来。有人说记者不记，就剩了‘者’；编辑不编，就剩了‘辑’。而现在就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王芸生以《大公报》在建国前后的人员编制情况加以佐证：抗战前《大公报》不过二百人，一天出版两张半到三张，而且同时兼办《国闻周报》；现在《大公报》有四百二十多人，只出一张报纸，却常常犯搞错人名、机关名称等低级错误。联系哲学，王芸生援引了列宁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新社会制度最主要最根本的保证”的观点，但表示自己对如何提高报社劳动生产率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请与会者共同研究。

应当说，王芸生在新闻工作座谈会发言中所指出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存在，而且在此后长达几十年时间里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成为阻碍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弊端。但奇怪的是《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只字未提，或许在《人民日报》记者眼里王芸生所言还没有达到“鸣放”的程度。然而不久之后王芸生就全盘推翻了自己的观点：“我学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还不能完全辨别大是大非。在今年五月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我为什么要在西施的脸上找针尖大的黑点？那基本上是一点论，只要找到一个黑点，就会否定西施的美。这至少是社会主义怀疑论。不从全面看问题，而专门找错，这正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4]

虽然有所鸣放，但并没有出格言论，而且能够及时反省自己的错误，这就为王芸生在批判新闻界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准备了条件。

2 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反右派斗争的一般情况是因鸣放阶段的过激言论而受到追惩，王芸生显然不属此列，按说是没有右派风险的。然而王芝琛认为，王芸生在反右派斗争中曾经受到过批判，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王芸生的“反苏”问题，因为当时需要树一个反苏类型大右派，并且有关方面已经内定是王芸生，因王芸生曾在抗战胜利后发表过对苏联不利的言论，有人想趁机算旧账，而毛泽东则考虑到当时只有三家全国性的党外报纸，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都已划为右派，《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了，因而王芸生“在某几个问题上做了一些检查”就过了关。[5]周雨对此事描述得更加详细：

反右斗争开始，他还暗自庆幸没有涉入这一活动。不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的批判会上，突然点了他的名，他毫无思想准备，在迅猛的斗争形势下给吓懵了。斗争日甚一日，压力愈来愈大，他预感行将划入右派行列，在劫难逃了！正在挖空心思交代检查时，一天，曹谷冰奉命来家传话，告诉他要在哪些问题作检查就是了。王很想知道这个转机的来龙去脉，可是曹谷冰也是局外人，只能照传原话，并不知底细。轮到王上台交待检查时，主持人一改冷酷面孔，，面色显得和善了许多，等王念完检讨稿后，居然有人把他接下讲台，并送出会场，一场灾祸就如此这般消失了事。[6]

毛泽东施以援手保下王芸生使其免遭右派厄运，这个说法据传出自王芸生与党的联系人杨东莼。究竟毛泽东是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目前尚难以查考，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王芸生这一端尝试还原事情的大致经过。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的批判会”应该指1957年6月24日至8月中旬的第二次全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录以备考》，毛泽东在为该文所加的按语中称，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利用“百家争鸣”的口号和整风运动之便，发表了大量的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根据这一指示精神，1957年6月24日到8月中旬，在北京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参加者达400多人。与5月间的“鸣放”基调相反，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新闻界的右派分子”。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出：“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王芸生就属于找到了正确方向的多数人之一。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王芸生在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前后至少作了5次发言，这些发言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社会主义办报路线问题的论述，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探讨；另外一类是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例如，1957年7月初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揭露章罗联盟如何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进行反党活动，7月3日王芸生作了题为《在文汇报所犯的错误中受教育》的发言，揭露章伯钧企图控制党外报纸，批评徐铸成名位思想浓厚、一贯排斥党员、以“老报人”自居。7月5日座谈会的议程是听取浦熙修的交代，而浦熙修的发言被认为是敷衍塞责、空话连篇，引起与会者的不满，王芸生提出：“浦熙修经常提到的刘光华是刘王立明的儿子，和罗隆基有密切关系，党提出整风后，已经发现刘光华曾经在两个机关‘点火’，煽动反动情绪，浦熙修是怎样吸收刘光华到光明日报的？”[7] 1957年8月初，座谈会的主要议程是揭发章伯钧和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的阴谋，在8月3日举行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人民日报高集、光明日报于友和大公报王芸生等人，都在发言中以大量事实揭露储安平交代中的不老实态度。[8]因此，从当时新闻报道情况来看，多的是王芸生批判别人，相反，王芸生受批判的情况却从未见诸公开报道。唯一例外的是安岗对“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做了一些回应。安岗认为，有意夸大成绩掩盖缺点的现象，和过分强调困难，夸大消极因素，抹杀积极因素的现象一样，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在我们的报刊中是存在过，但党领导的报纸一直在同报喜不报忧的作风进行着斗争。[9]总体上来说，安岗所言属于就事论事，并且也没有点王芸生的名。所以我们认为，王芸生在反右期间的遭遇，与其说是他怎样受到批判，还不如说是他如何对他人展开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反右派运动期间不论是检查交代还是批判讨伐，都是为了自保过关，多为违心之论。但与许多人受形势所迫，落井下石、大泼污水、上纲上线以至无所不用其极不同，王芸生的批判多集中于比较技术性的问题。例如他在批判章伯钧时说：“章伯钧这个妖怪真厉害，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对报纸发行定额有意见，想从这个缺口来拉我。”[10]虽说“妖魔化”了批判对象，可其中也包含着自我贬损的成分。再如徐铸成是王芸生在反右期间批判得最多也是最为严厉的右派，但王芸生始终把徐铸成“好名”放在其错误的第一位，最后才是反对党的领导的问题。这样处理多少带有某种回护之意。尽管如此，王芸生还是留下了巨大遗憾，他为自己在检查中涉及老朋友李纯青而深感内疚。根据李纯青的台湾问题专家的身份，王芸生可能在交代中将李纯青与台湾问题联系了起来。但另一方面李纯青又是解放前大公报内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推动大公报起义的关键人物，所以王芸生揭发李纯青成为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最大失误。

3 反对旧大公报复辟

用当时的术语来说，作为社会主义新闻路线和资本主义新闻路线的一次集中较量，1957年新闻界反右派斗争的主要焦点虽然是毛泽东点名批评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批判旧大公报的斗争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意义却非常重大。如果徐铸成、储安平他们代表了现实的新闻界资产阶级势力，那么张季鸾则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传统的最典型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批《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构成了新闻战线上反右派斗争的明线，而批旧大公报传统则构成了新闻界反右派斗争的暗线。王芸生后来受命撰写批判旧大公报的长文，正是基于两种新闻路线斗争的需要。

在1957年5月间的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大公报的萧离提出了继承和发扬大公报的传统的问题。他认为宣传主管部门将大公报定位为兼顾财经报道和国际宣传的综合性、政治性报纸，这一决定加上报社领导水平不高等原因，实际上使大公报抛弃了它的传统和特点，变成了介乎财经部门的内部刊物与公开报纸之间的一种报纸，失去了它的原有读者。萧离表示：“大公报目前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必须迅速改变，必须按照办报纸那样的作法来办大公报，必须重视大公报的传统和特点，结合今天的具体情况，仔细地、冷静地研究一下，大公报究竟怎么办？”[11]王芸生在随后发言中的态度极为模棱两可，一方面他觉得旧大公报的传统不值得肯定，“旧报纸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肯定，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肯定的，否定掉算了”；另一方面又根据辩证法原理认为来个否定之否定亦未尝不可：“不过，如果否定掉过去否定了的，螺旋式上升一步，也有好处。”[12]一句话，王芸生此时即便受到鸣放号召的鼓舞，对所谓“旧传统”依然是举棋不定、犹豫徘徊。

到6至8月份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期间，如何对待解放前的办报传统变成了一个十分尖锐和突出的问题。作为第二次会议主要批判对象的徐铸成曾在1月份解放日报业务学习会上做了一个《中国报纸的传统》的发言。徐铸成认为，中国报纸的传统就是文人办报，其特点为注重发挥文化人的同人性、创造性和能动性，有自己的立场主张，重视言论，善用史家春秋笔法。要批判徐铸成，就必须批判他所标榜的报纸传统，在这方面王芸生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在7月3日新闻工作座谈会的发言中王芸生讲到：“徐铸成近来很自满，摆出‘老报人’的架子，自画自赞地卖弄‘三十年办报经验’。我光阴虚度五十六岁，我有三十年出头的新闻工作经验，我有资格否定所谓老报人的办报经验。什么老报人旧传统？在真理和大学问面前，应该作总的否定，剩下的一些东西，只是些零零碎碎的技术，当然这是有用的；但要看怎么用和给谁用？徐铸成出身于大公报，他所称道的‘文人办报’，就典出于张季鸾的‘文人论政’。……那时的‘文人论政’是在烂中国里搞烂政治，今天我们就得问‘文人办报’是给谁办报？……徐铸成你问过张季鸾他是给谁办报吗？张季鸾告诉过我。1938年他在汉口跟我说：‘我跟蒋先生有交情，只要拥护蒋先生，你写社评，对任何人都可以批评。’那时我就遵守了这一条，任何人都敢骂，就是不敢骂蒋介石。”[13]可以看出，随着形势的发展，王芸生对旧大公报传统原先还有点模糊肯定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彻底否定。

在大公报社内部，争论更为激烈，形成肯定旧大公报与否定旧大公报的对立两派。在批判者眼里，肯定旧大公报就等于抹煞大公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绩，就等于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倒退到资产阶级办报路线上去。就这样，一场反对旧大公报复辟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957年7月18日，《大公报》发表署名“青之”的文章《从“解放前的大公报” 说起》，其中写道：

好像很突然似的，有些人对“解放前的大公报”感到兴趣了。最初，是在大公报编辑部内部有些人这样说，他们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抹煞大公报解放后几年来改造的成绩，所以要求再搞旧大公报的一套，要求“翻身”，要求推翻党的领导做“真正的主人翁”。这些右派分子的真正面目已经开始在大公报编辑部内部揭露了。

本月10日在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上，才知道“解放前的大公报”有着更广一些的市场。罗章联盟的头子们希望右派分子掌握的报纸也能办成“解放前的大公报”那样，据说这样才是“有国际地位的权威报纸”云云。[14]

署名“德山”的作者指出，旧大公报其实是新闻界右派分子手中的幌子，是他们向党进攻的武器，目的在于企图推翻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在他看来，复辟旧大公报的各种表现包括：有人提出“要办就要办一张像旧大公报那样的报”，有人主张恢复旧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传统，有人呼吁“要办一张完全人民群众的报纸”，有人声称旧大公报内部是“一块自由天地”，等等。[15]刘克林对旧大公报之所以成为团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面旗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看，旧大公报可谓群星璀璨，人才辈出；从新闻自由角度而言，旧大公报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凡此种种都是旧大公报虽在建国之初即已盖棺定论，却时隔八年仍阴魂不死的原因。[16]上述现象同时也表明，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了起来，但社会主义新闻观还不十分稳固，代表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旧大公报在新闻工作者中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新闻观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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