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社会宏观变迁的影响下，正在经历着一场剧烈的“非农化”变革。在不同程度地摆脱了延续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后，这场变革对农村家庭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及家庭结构也将产生显著影响。笔者在河南省Y市M镇C村的田野调查时发现，由于C村非农化后形成了趋于固定的产业结构，使C村男性与女性在经济收入和家庭地位的获得上产生了不平等，虽然相关研究表明非农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正向着经济获取能力为导向的“经济家长制”转变，但在C村，“父权家长制”和以此为基础的夫妻关系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而是朝着父权化的“经济家长制”的方向转变。

关键词：非农化；家庭关系；父权家长制；经济家长制

1 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末全国人口统计数据，目前我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47.4%，约为6.42亿人。如果按照1998年“现代城乡家庭研究”中的家庭人口数据来计算（即使取家庭人口上限），我国目前至少也有1.6亿户农村家庭。如此数量的农村家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将难以估量。研究社会宏观变迁中农民群体和个体的生存状态一直都是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而非农化作为改革开放后的出现的新现象，其产生和对农村家庭的影响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是以男性家长事权统一，掌控家庭各种钱物资源并与其他成员形成主从型关系为特征的“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但随着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父系父权制家庭制度的逐渐瓦解，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和对其作用的认识逐渐明晰（杨善华、沈崇麟，2000：46）。但笔者在对河南省Y市M镇C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夫妻关系的改变可能并非是实质性的。笔者试图对C村家庭夫妻关系进行分析，意图了解男性家长与妻子的主从关系否发生了本质变化。

2 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设

随着非农化进程提速，相关研究者（金一虹，1998；吕青，2004；孙玉娜，2008）开展了农村家庭中女性地位和转变情况研究，研究指出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由非农化经济收入的主体来确定，若农村女性本身直接参与非农化就业，那么其收入提高时则会相应提高其家庭地位，若其配偶优先取得具有优势的非农化职业，则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会产生下降趋势（孙玉娜，2008）。

因此，本文假设实现了非农化后的C村家庭，夫妻间关系的变化与夫妻获得经济报酬的能力正相关，而固化的两性收入渠道，使得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夫妻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而是朝着父权化的“经济家长制”方向转变。

2.2 概念界定

经济家长制：与父权家长制相对应，指在家庭关系中，事权由家庭经济来源的掌握者所有，并与其它家庭成员形成主从关系特征的家庭关系。

父权化的经济家长制：指非农化家庭关系向经济家长制方向转变过程中，由于男性家长在经济获取中占绝对优势，所以仍然有男性家长为主、其他成员为辅为特征的家庭关系。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中的深度访谈法，通过被访者对其生活史的口述，分析、了解其生活轨迹、行动依据和社会网络。同时，被访者主观建构事实的行为也让笔者得以从他们建构行为背后的真是意图推断事实真相并加以解释。

3 具体分析

3.1 C村的非农化情况

C村紧邻江苏省，是M镇26个行政村之一，全村共有人口1830人，人均耕地1.1亩。C村中绝大多数家庭已实现非农化，虽然各家还在耕种土地，但除留下口粮外，剩余全部出售。问：你自己的3亩多地现在种什么？答：麦子、玉米、豆子。问：收了粮食是自己吃的还是卖？答：基本都卖了（与Z大姐的对话）。

目前，工业、手工业及外出务工是C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村民的非农收入呈现多样化。问：你种粮食这一块实际上已经不算你这个主要的收入了？。答：现在这个农村种地都不作为主要收入，都打工挣钱。问：村子不是有小工厂？答：东边有大的企业（手工品厂），得用得十几个人。包括在家六七岁、五六十岁的人，只要想干就有活干，一天最少能弄个一二十块钱（与老C的对话）。

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下，播种、收割等重要的季节性农活已无需全家赶工。种地靠机械，几百亩地的时候大概两天就收完了，收过以后这边下着雨把地将上了，然后就打除草剂，十天时间就干完了（老C）。

由于农业收入已不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活的组织和实施也无需绝对依靠男性或人多势众，C村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相当的改变。

3.2 非农化产业结构与就业

C村非农化后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农业和手工业为辅的产业格局。工业主要以四支规模化的打井队为主，几支规模较小的打井队和板材加工、烧砖、伐树等为辅。这几类工作经常出门在外，且对工人的体能、技术要求较高，这使女性难以以此为业，除了体力等原因，照顾孩子的职责也很难使女性长期离家。问：那你老公现在也出去打工？答：经常出去打工，只要有活他就出去。问：出去不得一两个礼拜？答：有时候几天回来，有时候时间长。问：他这个打井到其他省还是就在附近？答：有时候上小县，也有其他地儿。（与Z大姐的对话）

C村的妇女的收入来源有两种，一是出售自家农产品所得（每亩每年大概几百元），二是参加村办加工厂，每天可以有20元左右的收入。答：他媳妇干个编织活，村里妇女有五六十岁的、四五十岁的在家没事儿的都做，一天能挣个20多块钱。也不耽误家里干其他事，做饭啦、照顾地啦。（与老陈的对话）

可见，非农化后的C村没有产生一个公平开放的就业环境，反而将两性的就业渠道和收入水平固化了。男性收入相当于女性的10倍以上。那几年收入少，现在一个男劳力他一天能搞到一二百、二三百块钱（老C）虽然已不再依赖男性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但男性的重要性在家庭中并没有降低，只是将角色从家庭生产的主导者转换家庭经济收入的主导者。

3.3 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

C村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逐渐降低，但家庭地位却并未发生变化。刘燕舞在分析湖北省J县J村的离婚现象时，曾提到当地妇女表示一定要嫁给可以赚钱的男人，即使婚后这男人对自己不是很好，她们还奚落那种重感情但不会赚钱的男人，说看着就会烦。2011年，陈峰提出“依附性支配”的概念来表达农村妇女家庭地位提高的被动性，但同时也表示这仅对于对于收入中下等的男性而言处于弱势地位，而那些处于经济分层塔尖的男性则依然在家庭中处于优势地位。有关研究指出，农村外出打工家庭中夫妻经济收入相当，使得家庭权力的分配也趋于平均，降低了发生家庭暴力的可能，甚至有些女方在经济地位上占主导的家庭还发生了对男方施暴的情形。这说明经济地位对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有显著影响。

3.4 父权化的“经济家长制”

由于C村男性的劳动报酬达到女性的10倍以上，这就形成了陈峰所说的在家庭中处于“经济分层塔尖的男性”，其家庭地位也必然会处于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C村，男性家长的地位和权力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我们走访的Z大姐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Z大姐在家以看孩子和务农为主，老公经营打井队，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Z大姐在大女儿出生后，又生了一个儿子，但由于Z大姐的大伯没有儿子，公婆认为家族需要有“长子长孙”才能抬起头来，况且Z大姐还年轻，还有机会生儿子，于是做主实施了过继。但两年后Z大姐再次生了个女儿，使Z大姐受到了来自婆家和村里舆论的困扰（当地社区情理是一定要生儿子，否则让人看不起）。对Z大姐而言，过继肯定不是自愿的，一是亲生骨肉谁愿送与旁人，二是将来即使再生也是男女难料。所以，过继的促成，Z大姐的丈夫肯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种过继现象在城市中几乎绝迹。由于绝大部分城市家庭中，丈夫与妻子在经济地位上和家庭权力的行使上相对平等，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强烈反对，行动自然难以实施。但在Z大姐家，由于其丈夫在经济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在家庭权力的行使上也“说一不二”，令没有地位的妻子难以抗拒，这是过继得以实现的主要前提；此外，该行为得到社区舆论的默认，也使Z大姐难以在家族中和村里找到支持者与过继行为对抗。

4 结论与不足

4.1 结论与思考

“经济家长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表示谁主导经济谁就有地位。而在C村，恰巧是男性取得了经济主导地位，这使得传统的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夫妻关系在C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由于每个村落受所处地域、产业基础、传统思想等因素影响，使得家庭中的夫妻地位难以一概而论。但从经济角度入手是一个相对容易的办法。一是从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规划中方便推演村落将会受到的影响；二是村落的产业结构相对简单，容易推断家庭中夫妻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的高低。

4.2 检讨与不足

本文的假设源自对C村田野调查的直观感受，理论分析和逻辑推论较多，而且结论相对简单，援引的论据只能说是对假设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更重要的是，夫妻间关系和家庭地位的构成，不能仅从经济角度去观察和分析，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决定一个家庭的夫妻关系和地位，本文只是一个简单、粗浅的视角。笔者将在在今后的田野调查中对此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贡献自己微末的力量供其他研究者参考，并与积极参与相关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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