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抗战时期对新四军的支援

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即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为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战，支援中国抗战，1938年6月，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在香港宣告成立，并发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宣言》宣告：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保盟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保盟将告诉国外有关机构，中国需要什么，并且注意资金﹑物资是否按照需要和原赠机构的意见进行分配。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强调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她说：“我们的抗战是反抗压迫者、法西斯主义和黜武主义，而这一切也是你们的敌人，从这共同的基点上，我们有着呼吁你们援助和支持的权利。”而“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强大的成员之一，中国应该得到同她的抗战相应的援助。”因此，保盟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 ——并帮助你们。”

为支援新四军抗战，保盟还特在上海成立分会，由美国友人耿丽淑任秘书，主持分会工作。按照“香港主要支援八路军，上海负责支援新四军”的分工职责，保盟上海分会担负起募集钱物和接应国外的捐助，把医药物资筹运送给新四军，支援新四军在江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任。

2 保盟对新四军的舆论宣传和物质支援

保盟成立后，即以其中央机关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简称《保盟通讯》）为阵地，向国内外广泛宣传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战赢得广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在《保盟通讯》发表的《中国的新四军》一文中，称它是“一支活跃于上海——南京地区日军敌后的爱国武装。”这支部队“不仅执行战斗任务，还要组织民众，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提高教育和保健的水平。”文章强调指出：“尽管新四军得到的装备和供给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的作战记录却是引人注目的”。

宋庆龄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致美国工人们》等信函中也向全世界宣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她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是夺取抗战胜利和保持中国生存自由的“重要因素”。她说：“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实行民主，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正是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从而成为 “今天最沉重地打击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阵地的军队”，“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她强调指出：抗日根据地是“民主制度最强大的地方”，是“发挥了人民积极性的地方”，因而“中国的抗战在那里也就最伟大和最有力量”。

可是这支抗日队伍，物质生活菲薄自不待说，还时刻处于伤病﹑疾病的包围之中。据调查：按中国第一线部队的数量计算，应该配备医务人员30万名，但中国军队只有医生6000名。在中国西北地区，仅有60%的伤员能得到医治，其中又至少有70%的伤员存活期不会超过六个月。而湘﹑赣前线的收容站，几乎无药可向伤员提供，也没有可用于伤员的抗菌剂或敷料。

除伤员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流行病﹑传染病也在部队中肆虐。1938年在长江流域死于疟疾的人数几乎与死于战斗的相等，整师的士兵由于疟疾而不能行动。一支跋涉千里到江南战斗的川军，1938年全军只得到2000片奎宁，致让疟疾使部队1/10的士兵丧生。面对这触目惊心的事实，新四军军部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曾专门撰文介绍新四军的医疗体系和缺医少药的情况。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在采访新四军军部后，即向海外作了报道。她建议叶挺军长派人去香港向宋庆龄寻求援助。史沫特莱还专门写信给宋庆龄反映新四军医药短缺严重的情况，并开出了一张急需清单。叶挺委派沈其震带上史沫特莱的信，一些反映新四军战斗和生活的照片，小型电影胶卷以及缴获的日军军旗，洞穿了的钢盔，日本士兵的家书、日记和护身符等战利品，秘密来到上海，与耿丽淑取得联系。保盟上海分会用沈其震带来的照片和实物，举办了一次展览会，为新四军募捐。

随后，沈其震前往香港会见了宋庆龄，并转交了史沫特莱的信。宋庆龄说，她从史沫特莱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的文章中，已得知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并说她“完全同意叶挺军长的看法，军医工作对鼓舞士气非常重要，军医工作做得好，胜利就有保证。”她告诉沈其震，现在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团体和个人都在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捐募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并表示可以从香港和上海分别运送物资支援新四军。不久，新四军即得到一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大量紧缺药品、营养品、被服和文化用品等。此外，保盟上海分会还经常通过一些社会团体，通过义演、义卖等各种渠道，为新四军募集资金和物资。

1938年冬天，长江下游地区的数百名新四军伤员因缺少御寒衣物而冻死，宋庆龄和保盟为新四军发起了募集两万条毯子的运动。1939年6月，由宋庆龄主持起草的《保盟工作报告》中说：“在9月份之前把两万条毛毯运给我们，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救护10万名伤兵”。7月，她在《我们的第一年》一文中再次谈到了“目前需要毯子”的问题。她说：“目前，保卫中国同盟正开展一个运动，即在入冬之前为中国军队的伤员们募集两万条毯子。去年，上千名战士在战地医院被冻死……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保盟向所有中国的朋友们呼吁，阻止这一惨剧再演”。她强调说，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对这一呼吁的迅速响应，“是向坚守在远东各反侵略前线的男女战士们表示团结的最好方法”。在她的呼吁下，各国援华团体和个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募集的毯子大大超过了两万条。

3 开展工合运动，帮助新四军和抗日军民生产自救

中国的抗战不仅迫切需要先进的医疗、医药等物资，同样重要的便是在游击区维持小规模工业，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工合运动的发起人是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以及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他们目睹了战争给中国沿海地区的大工业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并不无担忧：没有了大工业，中国的抗战靠什么支撑并取得最后胜利？他们认为，只有在中国广大的非敌占区建立起一连串的小型工业合作社，就地取材，发展生产。这样既可组织战争难民生产自救，又可解决战时生活、文化、军事物资匮乏的困难，工合运动实际上是抗战时期的经济救亡运动。

工合运动得到了宋庆龄的全力支持，她说：“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我相信在中国里面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造和培养民主教育”。她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宋子文和孔祥熙都给予工合运动以财政上的援助。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武汉正式宣告成立，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路易·艾黎受聘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总技术顾问”，兼管工合和工合运动。8月24日，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合作社正式成立。从此，工合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开展起来。

1939年1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主要是争取海外对工合运动的支持，筹募发展工合运动的独立基金，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工合运动。宋庆龄两次委托艾黎到新四军活动的浙皖地区，指导那里开展工合运动。艾黎奔波于浙江金华和安徽屯溪一带，于1939年春天，成立了工合屯溪事务所。随后又在皖南新四军驻地附近的兰溪成立了工合浙皖办事处。同年10月，艾黎又在皖南的泾县和茂林镇办起了工合泾太（泾县和太平县）事务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新四军所在地区先后建立起机械制造、造船、印刷、纺织、针织、制革、制鞋、织袜、毛巾、砖瓦制造等生产合作社130多个。这些合作社不仅能够生产打击敌人的地雷、手榴弹等简易实用的武器，而且还能够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日用品，为长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4 反对国民党分裂倒退行径，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宋庆龄为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愤怒。1月18日，她与何香凝、陈友仁联名通电蒋介石，声讨国民党分裂倒退行为，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行动。”

从1941年2月开始，《保盟通讯》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新四军》、《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和《统一战线继续存在》等文章，介绍了新四军的历史和特点，称颂它在“华中地区对侵略者发动了最强有力的广泛抵抗”，已经成为“日本军队和它的南京傀儡政权的眼中钉”。文章指出，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是“履行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开拓者和建设者的职责”，他们不愧是“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锋”。文章还详细报道了新四军在皖南遭遇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的经过，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不可告人的目的。文章指出：国民党“在奉行军令的借口之下，他们企图消灭统一战线的先锋者。甚至当新四军已经遵从军令之后，其一部分仍在皖南遭到伏击和屠戮”。至此，国民党企图借抗战之机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保盟通讯》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披露，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英美苏等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也深表不满。在海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将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总之，抗战时期，保盟和宋庆龄以多种方式给予新四军以极大的援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233、203—204、378、376、377、376、382、287—288、303、304、323页

[2]《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63、263、272、272—273页

[3]引自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4]《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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