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史学观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猛烈抨击封建旧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要求建立适应形势发展的新史学，并对新史学的内容与范围进行了初步界定，轰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在此之后，出现了一股教科书编写的热潮，以“历史教科书”命名的通史著作大量出现。其中，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采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来诠释中国古代历史，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史学观。

1 提倡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的历史观

刘师培认为，中国旧史学所以无所发明、满足于成迹，归根结底是史学家“不明社会学之故”，因而陷于循环论的历史观之中。晚清时期被引入到中国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指出了“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形成了人们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斯学既倡，而载籍所诠列，均可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因而他主张将西方的进化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改变中国旧史学不明社会进化线索的局限。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凡例中，刘师培说：“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分先后，既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刘师培在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时，就是以进化论为依据，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和各项典章制度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征，对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作了创造性的分析。

与进化史观相适应，刘师培试图通过对纷纭历史现象的研究，推求事物的因果关系，探寻社会的发展规律。按他自己的说法，即“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之迁变，以验人群进化之迹。”刘师培甚至还认识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他肯定地说：“人群虽有变迁，然事迹秩序如必循当然之阶级。”这种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的史学观点在当时是不同反响的。

2 民族和民主意识应该是史学的价值标准

刘师培在当时的史学革命中最早提出黄帝纪年说。1903年他在《攘书·胡史篇》中首倡“宜仿西国纪年之例，以皇帝降生为纪年”。接着又在《黄帝魂》上撰写了《黄帝纪年说》。黄帝纪年说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反对民族压迫，要求写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历史；二是反对专制政治，要求写出以国民为核心的历史。刘师培《黄帝纪年说》一文中附有“大事表”，他加以注明，说：“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体、三文化。”要记“周避犬戎”、“晋避五胡”等，以明异族战胜汉族、入主中原之始末；要记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的事迹，以明汉族光复；要记八国联军侵华，以明汉族“将受制于西人”，“是为中国民族之变迁”。至于政体，尤要反映君权民权之消长。夏禹即位，“为君主世袭记”；商汤即位，“为诸侯革命记”；西周平民驱逐厉王为“平民革命记”，总之要反映出中国政界之活动。文化部分，也要以民族、民主为中心，揭示黄帝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黄帝纪年说是刘师培对当时史学革命的可贵理论探索。在他的鼓动下，一时黄史之作蔚为风气。而当时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亦采用此说。钱玄同说：“故黄帝纪年者，实建国以前民党正式应用之纪年，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也。”

在民族起源问题上，刘师培坚持汉族西来说，“汉族初兴，肇基迦克底亚”，古籍所谓“泰帝”、“泰古”，即“迦克底亚”之转音，所以“西人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即巴枯转音，盘古为中国的第一位君主，大概就是以种名为君名。正因为汉族西来，所以古代学术、技术多与巴比伦相同。黄帝虽然离西方而独立，但是仍然与西方交通，故能登昆仑与西王母相会，而昆仑附近有轩辕之国，轩辕之邱，轩辕之台。刘师培的这一考证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反响，得到很多人信从。今天看来，汉族西来说缺乏科学的依据，但它的主观意图是要证明汉族与欧洲民族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完全有能力在优胜劣败的种族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成为世界上繁荣昌盛的民族之一，给晚清屡受欧洲列强欺压的中国人树立起民族自信心。

刘师培曾概括他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叙述重点有五个方面：一曰历代政体之异同；二曰种族分和之始末；三曰制度改革之大纲；四曰社会进化之阶级；五曰学术进退之大势。一目了然，这些内容与《黄帝纪年说》有着密切联系。

3 历史研究者应加强自身的哲学修养

刘师培指出，史学的进步需要史家加强自身的哲学修养。1902年，梁启超在撰著《新史学》时就指出：“凡学问必有主观、客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者，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其非史焉可也。”一切学问都离不开研究的主体和研究对象的客体。学术主体主要指研究者的素质，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器识，它涉及各类文化知识，其中最主要的是研究者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刘师培非常重视研究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他对中国古典学术知识有较精深的研究，对于晚清以来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夏曾佑等人的学术思想也有着比较准确的理解。他还广泛吸取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专门知识，以此丰富自己思索中国历史问题的视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刘师培广泛引用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观点和方法，涉及的名著有赫胥黎的《天演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日本白河氏的《支那文明论说》、那特硁的《政治学》等。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刘师培是吸取西学较为迅速的成员之一。

4 史学认识的进步，需要更新史料观念，吸取新的历史认识方法

为了实现新史学的目标，新史学首先需要突破旧史学的史料观念。由于旧史著的注意中心在王朝更替，对于民族和国民的历史并未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就需要新史家独具慧眼，善于发掘新史料。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具有十分宽阔的史料观点。举凡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子集都在征引的范围之内。比如对于西周一代的历史“取裁以六经为最多，又以三礼为最”，此外还博采汉唐注疏，以明古制。对于文献资料以外的文物，也被刘师培纳入史料的范围之内，引起他高度的重视。他研究过古代石刻和缕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他把古代器物当作重要史料来使用。不仅如此，刘师培还将史料视野扩展到域外史籍。他说：“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论述，很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史籍材料的启发。

刘师培同时还提出了对中国古代的方志进行改造的要求。中国古代的方志汗牛充栋，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史料。他在《编辑乡土志序例》一文中，对方志的史料价值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好的方志，保存乡土历史文化，俾世人了解古今之变，在历史研究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于旧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在于表彰纲常名教，他深表不满。他在论及“风俗志”时曾说：“今编此志，宜搜集人世之现象，推记古今之变迁，以验人群进化之迹。盖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惟即果以制其因，使民之囿于习俗者，各明其所以致此之由，并证明迁化之无穷，若囿于习染，斯为不知通变，则中国弊俗，庶可因此而渐革。”刘师培要求用新的眼光和方法，重新编著方志，并积极发掘古代方志中的史料价值。

《中国历史教科书》还反映出刘师培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认识。他主张充分吸取西方各门学科的种种研究方法，提高史学认识的水平。他运用的较多的方法有历史语言研究法、民族学方法、地理学方法。对于历史认识结果的表述方法，刘师培也主张在中国古代编纂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注释

[1]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左庵外集》卷六，《遗书》第46册。

[2]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遗书》第69册。

[3]钱玄同：《黄帝纪年说》按语，《左庵外集》卷十四，《遗书》第54册。

[4]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遗书》第69册。

[5]梁启超：《新史学》。

[6]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遗书》第6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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