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香山商人群体的形成

香山原属于东湾县，称香山镇，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分出东莞县香山镇地，开始设香山县。所管辖的地域主要包括今天的中山、澳门和珠海，是一个临海和移民地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为香山商人们的发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19世纪下半期，以香山商人为主体的买办阶层，因中国新的贸易格局而崛起，进而以血缘方式连结起来，构成香山买办群体，推动着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而进入20世纪初，香山籍华侨商人又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中国百货业的发展。

1 香山商人群体的形成形式

香山商人群体的团结形式颇有特色，包括世袭、地缘等，促使在香山商人之间形成巨大的实业网络。

1.1 世袭关系

香山商人可以说是因客观的地理、经济及文化条件而产生，为保持家族的经济实力，职位几乎由某几个家族垄断，甚至形成了世袭的形式。

据统计，香山买办世家中著名的且阵容较大的有：莫氏（莫仕扬）家族，先后当买办者17人，延续60年左右；唐氏（唐廷枢）家族，14人，延续四五十年；徐氏（徐润）家族，11人，延续四五十年；郑氏（郑观应）家族，11人，延续三四十年；容氏（容闳）家族，4人，延续三四十年。其买办职位一般由家族成员继承，香山买办还倾心洋务，投资近代新式企业，重要职位也是由家族成员掌控。即使是步入20世纪，引进西方经营管理模式，香山商人也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先后担任先施公司的董事主要是以马应彪为首的马氏家族，职位也大都是世袭，而这种世袭又恰恰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

1.2 地缘关系

先以家族为群体凝聚基础，再以相同的地缘为基础汇集起来形成小团体，这是香山商人群体的团结形式之一。可以说在整个19世纪，香山唐氏（唐廷枢）家族、徐氏（徐润）家族、郑氏（郑观应）家族、莫氏（莫仕扬）家族、容氏（容闳）家族的买办，彼此引荐和相互作保，使族人、亲戚和同乡纷纷进入洋行做事，从而形成了以地域和血缘为纽带的近代香山买办群体。在20世纪初，香山商人们又以相同的地缘以及经济需要凝聚成新的力量，实现百货业网络不断扩大、增强，促使20世纪上半期的百货零售业几乎全由广东香山人主导。

以1872年商办轮船招商局为标志，香山买办凭借其财势及已有的商业经验，在晚清政府的洋务活动由军用工业向民用领域扩展的转型期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遇，成为与官方洋务活动关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商人群体，开始具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又如上所述，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都是香山籍华侨商人。马氏、蔡氏和郭氏在澳洲悉尼，凭借血缘及地缘关系，集合家族成员的积蓄，合伙兴办生安泰公司，经营香蕉贸易，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上击败外国对手。他们对内虽然互相竞争，但却能携手一致对外，使得近代的百货业几乎由香山人掌控。

此外，对于长期担任近代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而言，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对近代企业的经营形式、管理等问题，亦有切身的实践和较为深入的了解，针对中国企业存在的弊端，结合欧美各国的成功经验和理论，他们提出了商股商办的经营管理思想，早期徐润在企业经营形式问题上主张实行“招集公司”的办法。而四大百货公司的管理也是相当制度化，除经营管理具有现代规模外，四大公司还引用了西方的零售业管理方法，如先施百货公司最先建立的“不二价”方法，对所有货品订定实价、发出收据、聘请女性售货员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香山商人群体势力的增强并没有使他们完全摒弃传统的管理方法，传统的任人唯亲、家族治理企业、彼此引荐、世袭、互相做保的方式，使族人、亲戚和同乡纷纷进入企业做事的情况依然存在。

2 香山商人群体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香山商人群体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19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香山买办群体，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推动者和行动者。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条国有化铁路——唐胥铁路、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台蒸汽车——“龙头”火车头、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中国大陆第一份华商报刊——《汇报》，都与香山买办有着密切联系。正如郝延平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书中说道“买办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成为一种集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于一身的新型人物，因而成为开拓中国新式工业企业的领导力量之一……，20世纪初香山商人创办四大百货公司，又是在中国发展实业方面的一个创举，他们采用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创造性地推进了中国百货业的现代化。

香山商人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需要他们的帮助，如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就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爱国人士，也愿意从他们那寻求政治上的保护、经济上的支持和思想观念的呼应，创办了先施公司的马应彪在经济上和思想行动上都曾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都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洋务运动、投资近代新式企业，促进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在近代社会生活中，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兴办学校、建设医院、创办会所、出版报纸、编辑族谱以及赈济灾民等，这些不仅有利于近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而且也有利于近代社会的不断进步。

注释

[1]转引虞和平：《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J]，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胡波：《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兼论近代中外关系的几种研究模式》[J]，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3]王远明、颜泽贤：《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版，第166页。

[4]王远明、颜泽贤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第179页

[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6]王远明颜泽贤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第189页

[7][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第273页

[8]王远明颜泽贤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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