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朝鲜近两年先后设立了20个经济开发区，在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方面试图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中朝跨境合作过程中，各边境口岸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贸易额总额虽逐年上升但波动性也较大，辽宁口岸的潜力还未充分发挥。由于朝鲜坚持先军政治理念、国内相对封闭、政策动荡多变，使得中朝跨境合作面临了更多的阻碍和风险，因此应尝试从立法、协商、保险金融等角度思考合作中的风险规避问题，这是促进双方深度合作开发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朝跨境合作；区域国际经济法；对外贸易；结算方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社科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BSH101。

2013年至2014年，朝鲜在既有的罗津-先锋、开城、金刚山以及黄金坪-威化岛四个经济特区外，又设立了20个新的经济开发区。这意味着，朝鲜重视民生，发展经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并将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资的主要途径。而中国作为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朝鲜的交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90%以上，朝鲜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发展，将对中朝经贸合作的方式和结构产生直接的影响，更有利于促进双方在文化、教育、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共同发展。然而，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和外部条件的制约，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开发长期以来存在着诸多障碍，如何化解这些阻碍的因素，并建立系统性、长久性的保障机制，是保证双边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1 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现状

1.1 边境省份的经济开放程度存在差异

在中国，与朝鲜接壤的两个边境省份是辽宁、吉林，这两个省份的经济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于朝鲜的跨境经济合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合作的方式也有着不同的表现。通常，以对外贸易依存度T、TX、TM来衡量经济开放的程度，地处中国东北部的吉林、辽宁两省在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进程上都相对落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至2013年的数据分别计算出了吉林省、辽宁省和全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其中TM代表进口依存度，TX代表出口依存度，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从吉林、辽宁两省的对外依存度可以清晰的看到，辽宁的经济开放程度明显高于吉林省，事实上，辽宁省的丹东市同时也是对朝贸易最重要的边贸城市，中朝贸易额的大部分都是在丹东口岸实现的。由于旧有的鸭绿江大桥为单向公路铁路两用桥，2010年底动工的双向四车道新鸭绿江大桥将使得丹东公路口岸的运载能力大幅提升。

数据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全国和辽、吉两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对而言，出口依存度下降的趋势更显著。而且，两个边境城市与全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相比，差距一直较大，这说明边境城市的对外贸易功能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仍具有较大发展的潜力。

1.2 中朝贸易额波动性上升

随着半岛局势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不断升级，朝鲜的对外贸易受阻，获取外汇变得更加困难，而本国的货币又无法在国际上流通，因此加大与中国的贸易额就成为最好的选择。实际上，自2002年起，中朝贸易额就一直在不断扩大，在2011年增幅最高，达到了60%以上。然而这种增长并不具有稳定性，增长的幅度始终处于忽高忽低的状态，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中朝贸易总额不难看出，中朝贸易的变化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较明显。2009年，温家宝访朝，签署了中朝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宣布建设新的鸭绿江大桥；2010年时任朝鲜第一领导人金正日访华，并决定将威化岛、黄金坪岛划定为自由贸易区，与中国政府共同开发、共同管理。此后，，中朝贸易额首次超过30亿美元，并逐步增长至2013年的65亿美元。而随着2011年底金正日的逝世，以及2012年上半年金正恩上台后频繁的视察军队，都使得原本脆弱的半岛稳定局面变得有些紧张，中朝贸易额的增幅也从2011年的61.96%跌至2012年的4.98%。虽然中朝两国的贸易额仍在逐渐上升，但这种波动性的上涨隐含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并不利于双方持续、稳定的合作，也使得双边贸易趋势的可预测性变差。

1.3 辽宁在对朝贸易中的地位不可取代

辽宁可以说是中朝贸易合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省份，虽然在中朝长达1334公里的边境线上，处于辽宁境内的仅占20%左右，但每年对朝贸易的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实现的。从能够获取到的数据可以看出，辽宁在全国对朝贸易的比重从未低于三分之一，在某些年份甚至占到了总额的六成以上，2001年至2009年，辽宁对朝贸易额及其所占比重如图2所示：

因辽宁统计年鉴自2009年以后，就不再将朝鲜作为主要的对外贸易国家统计对朝的进出口贸易额，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但随着“一桥两岛”规划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辽宁无疑在对朝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将更加不可取代。

但是，丹东作为辽宁省最主要的对朝贸易口岸，是亚洲唯一同时拥有边境口岸、机场、高铁、内河港口、海港、高速公路的城市，但其大通道的作用还为完全发挥出来，与腹地的衔接还不够通畅。虽然，丹东-通化，丹东-海城高速公路的开通，为更多内陆地区提供了对外贸易的出口，但这些通道还未能聚集起足够的贸易商，难以发挥出集群效应。

2 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存在问题及障碍

2.1 以先军政治为前提，开放程度受限

由金正日在1995年提出的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的“先军政治”理念一直延续至今，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朝鲜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和互信，对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短期内难以转变。

自金正恩执政以后，有多种迹象表明朝鲜在经济建设方面会投入更多的精力，甚至有些学者预测，朝鲜可能会参考中国模式，进行改革开放。然而，朝鲜劳动党在2013年3月已明确提出将“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作为长期战略路线，这意味着先军政治的根本前提并没有动摇。

虽然与过去相比，朝鲜更强调经济建设，金正恩也明确指示地方政府，要在每座城市、每个道（相当于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都要创建经济特区，但并非是全面的开放，只可能是部分的开放，这与前朝鲜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张成泽所持的开放态度还是有差距的。

2.2 政治环境相对封闭，敏感问题阻碍合作

朝鲜一直维持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环境，也极力阻隔普通朝鲜民众与外界的联系，直到2009年才对大众开放了手机服务，至2013年才开通了3G通讯。虽然2000年，朝鲜就创建了国家局域网光明网，并通过电话线接入，但电话和电脑的普及率较低，普通百姓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网络。此外，其国家局域网光明网实际上，无法连接至国际互联网，即使是国家的精英阶层的人也很难从外界获得资讯。

而对于中国的移动通信网络对朝鲜的覆盖，朝方也表现得极为敏感，在朝鲜的某些边境地区有时也会接收到来自吉林、辽宁两省的手机信号，因此朝鲜民众只要能够获得中国的手机SIM卡，就可以通过手机通话、上网与外界沟通，而这是朝鲜政府严格禁止的行为。在过去的几年，朝鲜也通过释放信号干扰源等方式阻止中国信号的覆盖，并将此视为较严重的问题。

鉴于朝鲜努力维持相对封闭的状态，任何可能影响这种封闭性的行为都会引起对方的强烈不满，这也意味着在中朝跨境合作过程中如果不能妥善、审慎的解决此类敏感问题，合作的进程随时可能因此而中断。

2.3 朝方政策动荡多变，风险规避成难题

一直以来，朝鲜的政策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弹性，可预测性也较差，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对于普通经贸人员来说，对这种政策的动荡多变性都很难适应。

2013年底，掌握朝鲜军政大权的张成泽因为反革命等罪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执行死刑，而当前中朝合作进程中最重要的“中朝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项目就是由张成泽与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12年8月签署的。两个岛为期50年的土地租借期后被延续至100年，也曾被外国媒体误解为“租界”，该项目是否会因张成泽事件而受影响也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如果朝方因此而单方面毁约，将使得中朝合作的风险评估等级进一步提高。

由于朝鲜的政策不具有连续性，也使得较为长期的合作计划和投资额度较大的项目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中朝边贸合作的早期，就有许多民间进出口机构因为朝方拖欠资金，久催不还而无法继续经营，还有很多在朝鲜境内的投资项目更是连设备投资都无法收回。长期以来，对外贸易从业者就对朝鲜形成了不信的任态度，再加上金正恩表现出的较为激进的执政风格，中朝经济合作的风险值变得更高，如何规避各种来自朝鲜方面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困难。

2.4 贸易结算受阻颇多，交易成本过高

目前，对朝贸易的结算难度大、风险高仍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朝鲜圆的官方汇率和市场上的实际汇率相差悬殊以及货币改革的失败，朝鲜圆根本无法充当贸易结算的工具，而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也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对朝贸易获得外汇收入。

在全世界除了古巴，只有朝鲜不是世界银行的成员国，而且朝鲜的货币也被认为是全世界最糟糕的货币之一，其国际信誉度也是世界上最差的，所以朝鲜的贸易结算既不能使用自己的货币朝鲜圆，也不能使用国际上通用的信用证，而中国的人民币已成为朝鲜对外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

朝鲜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结算，通常都要借由新加坡、香港或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业银行进行结算，但这种结算方式会导致资金长期处于在途状态，无法实现即时结算，而且容易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资金无法实际到账，因此使得交易风险比普通的结算方式更高。当然，朝鲜也会利用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开设银行账户，并以人民币转账方式实现结算，但是朝方在行政审批上的障碍难以克服，使得这种原本便捷安全的结算方式无法普遍使用。此外，还有大量的交易是通过“人手带钞”的方式采用人民币结算，当交易金额较大时，这种随身携带现金结算方式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之外，以人民币现金方式结算无法获得出口退税，也是当前困扰边贸人员的一大难题，目前，除了人民币以外很难找到更适合结算的货币种类，而如果必须要兑换成美元进行结算以获得出口退税，又要面临汇率损失。总之，贸易结算面临的各种阻碍，使得中朝贸易中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都比普通的外贸交易更高。

3 促进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保障机制

3.1 加速朝鲜境内中资银行的网络布局

由于朝鲜境内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营业网点较少，朝鲜本国的各区域之间一般无法实现直接汇款，需经过平壤地区的银行或其他国家的银行中转才能实现，这将使得在朝鲜境内中方投资者和交易者面临较大的资金风险。

在黄金坪岛的规划中，除了基础的水、电、气、通讯外，特别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建设，这也意味着中资银行在其他的20个开发区中，也可以尝试逐步设立业务网点，逐渐形成相对成熟的中资银行金融网络，使得中朝贸易、投资等活动的资金能够顺畅的流动。因此，中资银行应加快在朝鲜设立分支机构的步伐，并根据目前朝鲜队各经济开发区不同的功能定位选择网点的数量和位置，以更好的为农业、工业、进出口、旅游、科技等类别的开发区服务。

3.2 以区域国际经济法的立法促进互信合作

目前，中朝跨境合作过程中，合作的深度和领域基本上是由朝鲜的国内法决定的。而作为跨境合作的参与方，实际上更应该着手协商、制定双方或多方能够共同遵守的区域国际经济法。而通常，在区域国际经济法制定后都会设立常设机构，使之发挥监督条约实施、适时调整条约的作用。制定国际法的目的不是为了事后制裁任何一方，而是通过立法使得成员国的合作方式尽量与国际接轨，将国际通行的理念、规则逐渐引入双方的合作过程中。

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朝鲜自己本身不愿意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因其在核试验方面的极端行为，使得许多国家也将其边缘化，这使得朝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都是国际社会脱节的。而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国际事务的处理方面已经逐渐熟悉并适应了国际通行的规则，因此双方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可能就会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区域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还可以把现在朝鲜零星颁布的法律，以及逐个审批的经济区变成常态化、规范化的制度，也有利于促进双方全方位的合作。由于朝鲜单方面的朝令夕改始终难以维持稳定的合作的关系，既然跨境合作是双方都乐于见到并愿意为之积极努力的，那么建立一套规范化、长期有效的法律制度对于促进双方的互信、互利都是大有裨益的。

3.3 鼓励我国保险业进行险种创新

目前，中朝两国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半岛局势的直接影响，无论是朝鲜方面在军事上、国内政策上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对中方的投资信心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而目前，用来规避这类风险的险种非常有限，由于保护的范围过窄，很少有人主动投保。

以政治险为例，其主要承保的范围包括政府的征用、没收造成的投资损失；战争及类似行为、叛乱、罢工、暴动造成的投资项目损失；因政府的汇兑限制而导致的投资损失。实际上，目前我国的保险业务创新主要体现在科技保险、体育类保险、家庭保险、公众责任险等险种上，甚至还出现了婚姻保险等新奇险种。然而，在保障境外投资、交易安全的险种上很难看到这种创新的热情。中朝贸易和投资的额度会在未来的5-10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如果能够开发出承包项目更广、保费标准更加合理的险种，无疑在中朝贸易、投资的安全性上给予了更多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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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香花.中朝贸易机块茎人民币结算问题研究[J]. 吉林金融研究，2012（12）

作者简介

何迪（1982-），女，吉林省通化市人，通化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战略管理。

王丽媛（1979-），女，吉林省通化市人，通化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法。